张珮琛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开放式文保修复馆。受访者供图
很多人觉得张珮琛看起来不像从业30多年的文物修复师。
和人们印象中一身尘土、白发佝偻的工匠形象不同，70后的他爱健身，穿白大褂，常给文物做“手术”。他在互联网上的400多万粉丝，也多少注意到了他的“反差”特质，忍不住对他的工作感到好奇。
多看几条博文便会发现，这位常和各类健身器械打交道的博主，多年来从事的是个细致活。他是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研究馆员，修过全国各地至少上千件青铜文物，需要拿着细小的钢针、刻刀一点点剔修，比如，整平三星堆里青铜人像上的黄金面具。
最近，张珮琛入选国家文物局联合全国总工会共同开展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和他共同入选的工匠，有人复原过曾侯乙墓皮甲胄，有人常常面对秦始皇帝陵的陶俑。
在张珮琛看来，文物修复师虽然总和动辄几千年前的文物打交道，却从不缺少“新”乐趣。
张珮琛和徒弟一起在三星堆考古遗址进行清理与修复工作。受访者供图
修文物，像“破案”
很多时候，张珮琛的工作像探案。案件讲求还原案情，文物修复也是一样，讲求复原而非创造。
他曾修复过一件商晚期的兽面纹斝，最早拿到时，外形长得像盂，里面刻有“盂”的铭文，馆里不少人也觉得这是盂（斝有三足，盂为圈足或平底——记者注）。
但张珮琛看了X光片后却觉得不对劲。做完X光，文物修复师能清晰看到青铜器内部的裂纹、锈蚀和修补痕迹。
他发现，这件青铜器底部有切割的痕迹，原本应有三足，“盂”的铭文也不是原装，是被人先切下一块，刻完字后再焊接上去的。旧时古董商为了卖个好价钱，常做这样的造型改造。
后来，馆里一名同事在海外一家博物馆里看到了一件与它形制一样的青铜器，才确认这是一只本该有三足两柱的“斝”，在过去常被用作酒器。
眼前这只“斝”，没了三足，也缺了两柱，在修复时，张珮琛需要重新安上。传统的修复方法多采用焊接，将新材料与文物尽可能牢牢焊死。
但张珮琛不想这样做，他想保留这些旧修痕迹。他用了一个“有趣”的新方法——用磁铁吸附的方式，使得三足两柱可以随时拆装。有人来参观时，他就可以更清晰地讲述这件文物的经历。在当时，还没有人这样修文物。
后来，他作为一所高校的校外导师指导一个学生做毕业设计，学生碰到一个元代的道教铜像，缺损了两只手与法器。道教神像中有特定的手印，不同手印代表不同寓意，有的手里还会持法器，比如方鞭。这尊铜像的手印，史料里记载了好几种样式，都能说得通，学生没法确定到底是哪一种。
张珮琛建议学生，不如做可拆解的手印，把不同手印用磁吸的方式装在袖子的断口处，像玩具一样能拆换。毕业展时，这一作品大受欢迎，不少人都来体验。
不同材质的文物中，瓷器易碎，纸会发霉，木头易腐朽……而青铜器既会腐蚀，又易变形、断裂、缺损，几乎集多种病害于一身，必须综合施治。
上博拥有全世界跨时代、跨区域、跨器型最完整的中国青铜文物展陈展厅，藏品覆盖夏商至明清三千余年，坐拥大克鼎、晋侯稣钟等一众国宝级重器。在这里，张珮琛接触到各种时代的青铜器，见识不同病害，积攒了不少经验。
2023年年初，上海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开展了“三星堆出土青铜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围绕三星堆最新发现的七号坑、八号坑出土文物开展清理、修复、检测等工作。从那时起，张珮琛带领团队往返于上海和四川广汉。
但当这位资深修复师进入三星堆祭祀坑时，还是“有点傻眼”——“青铜、象牙、贝壳、黄金、玉器”都有，文物粘连在一起，有的看起来就是“一坨泥巴”。他们也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只能一点点“抽丝剥茧”。
眼前的青铜器并非简单变形、腐蚀，而是一层层挤压在一起，祭祀坑中的象牙被地下水浸泡后，碎成象牙屑，青铜氧化物和象牙屑完全腐蚀在一起，变成了坚硬的绿色，有的青铜器上还有黄金和脆弱的彩绘。
要怎么把它们分离，还不伤害彩绘？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带着团队成员来回讨论。
他突然想到，自己曾清理过三叶虫化石，三叶虫壳上有繁复的纹饰，腿、触手都极细，非常脆弱，将三叶虫一点点从石头中完整剥离出来，要用专门分离化石的气动工具。他们特意把这套工具从上海运到三星堆，效果竟出奇地好。
他们还遇到过一个青铜人头像，两颊和脖子已经被严重挤压变形，头内部有大量泥土。通过受力点分析，他们判断这个头像极有可能在当时是被砸扁后才被投入坑里。这种行为可能包含有某种当时祭祀或者习俗的一种寓意。清理完泥土后，他们保留了原状。
张珮琛解释，若强行将其复原，反而干扰了它的原始信息。
在三星堆中，他常遇到惊喜。他们从一些青铜容器和头像内部，又陆续清理出金饰片、铜龙、铜树枝、象牙制品等一批文物，相当于在一件文物里“再发现一批文物”。这种情况，在以往项目里很少见。
张珮琛为文保专业学生讲授文保修复知识。受访者供图
AI成为修复师的新工具
30多年来，张珮琛修复和复制过上千件文物，也参与过不少重要项目，其中不乏很多“国宝级”文物。但让他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名气最大”的，而是从业后跟着师傅学习几年之后，第一次独立完成修复的第一件青铜器——一件商晚期兽面纹高足盘。
拿到它时，他发现，盘身已经从正圆变成了椭圆形，中间还有大面积断裂。对当时的他来说，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难度”。那时，他没有太多经验，只能一边做一边判断，保持“百分百专注”。
文物在整形时，需要慢慢释放积攒了数千年的应力，如果强行矫正，极易造成断裂，有时每天、每星期只能像整牙一样，调整一毫米的距离。从拿到器物到修复完成，他用了半年多时间。最后，师傅看完后很满意，张珮琛也很开心。
刚入门时，他学的技术、用的材料都来自传统修复技艺，到了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兴起，他开始试着把两者结合起来。
一开始，他只是用电脑画一些纹饰，做简单的建模；后来，3D打印、3D扫描等技术精度越来越高，更安全、更科技的新材料也出现了，很多被用到文物修复中。
张珮琛觉得，文物修复师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他当学徒时，老师教的是“修旧如旧”，“什么是顶级标准，就是修完后从各种角度看都看不出来，接近‘完美’”。那时，他们所有的技术提升都围绕“完美”进行，比的是“参观者看不出、懂行的人也看不出”修复痕迹。
后来，有一个意大利的团队来参观，却提出这种修法不好。
“本来是坏的状态，如果修成完美状态，干扰了文物本身的信息”，张珮琛记得，他们认为这可能会造成今后研究者的误读，“不知道原来是坏的”。在海外，不少修复师在修复时，特意将粘合的部分做得和原来不一样，保持文物的原始信息“可辨识”。
后来，馆里有人提出，无论是完美的还是可辨识的，展厅里的文物要保持统一，大家修法要一致，不能有的是破损状态，有的是完美状态，“要把古朴的传统金石的美感带给观众”。
渐渐地，他们走出一条“折中”的路——一件有破损的器物，修完以后，外表保持完美，而器物内部仍保持原来碎片拼接的痕迹，“相当于外面的工作做到100%，里面做到50%”。
最近，他已经将AI技术用于文物修复。
一件绿松石兽面牌饰的铜牌基底上，原本镶嵌着小绿松石，入藏时，大量绿松石松脱掉落，中间缺了一大块。传统的修复方法主要靠修复师的经验和审美去填充，比如补几颗、什么形状、横竖排布如何，不同修复师会有不同方案，“主观性较强”。
张珮琛带着团队用AI搜集了全世界已知同类绿松石牌饰的所有资料，尝试用AI大数据来推演，哪种修复方案最可能符合原貌。“它给出的是最中性、最接近历史真实的科学方案，能降低主观色彩。”张珮琛说。
希望年轻人“走自己的路”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还没有设立文物保护专业，修复师也并不是个职业名。张珮琛是油画专业的学生，和10多名同学一起到上博实习，恰好被分配到做文物修复工作，一开始以为就是“粘补东西”。
当时带他的老师黄仁生已经70多岁，是上博青铜器修复第二代传人，修复过龙纹盉等著名文物，一手修复技艺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宫。订立师徒协议时，他和老师专门到人事部门签字盖章。
在上博，修复青铜器要掌握从清洗、去锈、拼接、刻纹、翻模、铸造、补缺、打磨、做色和整体保护等十几个步骤。一整套技艺学下来，往往要花上两三年。这期间，他给老师打下手。
那时，市场上并没有专门为文物修复设计的工具，称手的工具必须要自己动手做。进师门后，张珮琛花了几个月学打制工具，拿着锤子在火里邦邦敲打工具原料，“用多大力，怎么打都不知道”，做完后还要打磨、抛光，做好后，他觉得自己“伟大得不行”，舍不得用。
学了3年左右，张珮琛终于可以独立修复文物。
很多青铜文物上都铸有铭文，铭文内容很多是使用者的姓名与身份，但在现有文献中能对应上青铜器铭文中提及的人名却寥寥无几，常常是“史料中的古人找不到其对应，而青铜器铭文中提及的人物又不知是谁”。遇上有名有姓的人相关的文物，机会并不多。
当拿到战国时期的商鞅铍时，他觉得全身“汗毛竖了起来”。
铍形似剑，但它其实是安装在长柄上，用时则握柄刺向敌人。这件50多厘米长的商鞅铍上刻有铭文“大良造十六年”，是商鞅担任大良造期间督造，也是目前海内外仅有的一件属于商鞅的铍形器。那时他正值权力巅峰，正在大展拳脚。
一想到两千多年前，可能是商鞅手持的铍，现在全国十大配资在自己手中，张珮琛觉得时光一下子被压缩，“一种神圣的穿越感”袭来。在先秦文献里，青铜被称为“金”或“吉金”。这意味着，它在当年曾金光闪闪。
“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东西现在在你手中，你修复它，然后把它的‘生命’延续下去，让更多人看到，这种使命感给了我强大的动力。”张珮琛说。
成为博主后，不少人私信问他，做文物修复要学什么专业。
张珮琛介绍，他们这一代传承人，大多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到了他招徒弟，招来的是海外文保专业毕业的学生。他觉得，每个时代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学生的见识不一定比自己少。他认为，文物修复考验的是综合技能，“计算机建模、考古、化学、历史等各种知识都有涉猎”，很多领域的人都能成为修复师。
近年来，文物修复师越来越热，国内不少院校也已经开设文物保护专业。他不希望年轻人“老是踩着他们的脚印”，而是“走自己的路”。
张珮琛想起，当年大部分同学结束实习后，争先恐后投身当时最赚钱的广告业，只有他选择留在博物馆做文物修复。
刚到博物馆工作时，他总要和人解释文物修复。有人分不清上海自然博物馆和上博，问他“是不是去修恐龙”。
现在，他终于不用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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